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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報:《勞動法》,勞動法制建設的里程碑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頒布二十周年紀念日。在這個重要日子來臨前夕,本報記者專訪了當年參與起草《勞動法》,二十多年間親歷中國勞動關系變遷并在此后致力勞動法律法規完善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法律工作部部長郭軍。

  說起1994年7月5日這一天的情形,郭軍記憶猶新:那天,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在委員長喬石的主持下,126名委員準備對《勞動法》草案付諸表決。時任勞動部部長的李伯勇,作為《勞動法》的重要起草部門的主持者坐在“提案說明人”坐席上,他所率領的勞動法起草班子的核心成員坐在他的身后,靜靜地等待著投票結果。很快,大會工作人員宣布:“121票贊成,1票反對,3票棄權,1人未按表決器”,隨即,喬石委員長高聲宣布“通過”,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聽到這一結果,郭軍內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多年的調研、論辯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隨之消散。在郭軍看來,作為我國第一部全面規范勞動關系的基本法,《勞動法》的出臺意義重大,我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由此進入規范化、標準化的新階段。

  三度起草,千呼萬喚終出臺

  《勞動法》的出臺,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

  郭軍介紹說,1954年我國頒布憲法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要求制定各個領域的基本法,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曾組織《勞動法》起草小組,但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勞動法》的起草工作和其他法律的起草工作一樣夭折了。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講話中把《勞動法》列為“應該集中力量制定”的法律。1979年,原國家勞動總局會同全國總工會等有關部門著手第二次起草《勞動法》。由于當時勞動制度改革剛剛起步,許多問題難以形成統一認識,盡管《勞動法(草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但未能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起草工作暫時中斷。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要求加快制定《勞動法》的呼聲日益高漲。1989年,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同志積極倡導加快制定《勞動法》;在同年的七屆二次全國政協會議上,全總原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宇等20余位政協委員也曾聯名呼吁盡快制定《勞動法》。

  1990年,《勞動法》開始了第三次起草工作,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勞動法起草小組。《勞動法(草案)》于1991年曾再次報送國務院,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取向不甚明確,《勞動法》的立法原則很難確定,因此未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要求以市場作為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手段,客觀上要求制定法律來明確勞動關系主體的權利、義務,規范和維護勞動關系主體的行為、勞動力市場秩序,將勞動關系納入法制化軌道。勞動用工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勞動法》的立法原則由此得以明確,《勞動法》的起草工作進入快車道。

  1993年6月,起草小組開始了第一次“集體行動”———對沿海開放地區的勞動者生存狀態進行調查。調查采取了“倒計時”的辦法,即定好返程日期又要保證完成任務。第二次調查是對內地、不發達地區進行的,如新疆、甘肅、青海等地。“調研活動是很辛苦的,成員要白天趕路,座談會往往要在深夜進行,但是沒有一個人抱怨。”調研工作結束后,起草小組的成員于7月進駐北京郊區金海湖的北京市離退休職工活動中心,采取全封閉的工作方式,開始了第一稿的起草工作。

  第一稿既要吸收以往勞動法草案的經驗,又要以全新的面目出現,這一稿將基本確定勞動法的框架及主要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將決定勞動法的成敗,事關重大,無人掉以輕心。“起草工作就好比一場巷戰,大家各持己見。”郭軍笑著說,在這一稿的起草中,明確了幾個重要原則,一個就是突出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一個就是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所有的用人單位一律平等適用。另外還有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建立集體合同制度;限制延時勞動,實行帶薪休假,在勞動標準問題上結合中國國情,努力與國際慣例接軌;明確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構架和原則。“在這次封閉的起草工作中,工會大部分的立法建議被起草組成員認可通過,但是還有一些問題存在分歧,如勞動合同實施步驟、工時問題等。”作為起草工作組成員,直接參加條款起草工作的工會代表,當時在全總法律工作部工作的郭軍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郭軍回憶說,為了節約時間,縮短審議周期,也為了早點統一認識,爭取理解、支持,起草工作小組在國務院審議前,就打破慣例提前請國務院法制局和人大法工委派員介入,共同組成修改小組,一起論證、調研和修改。最終,在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勞動法》草案高票獲得通過。

  勞動者權益的“守護神”

  郭軍認為,《勞動法》是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起草頒布的,既借鑒了國外立法的經驗,也吸取了我國勞動制度改革的經驗,既具有徹底的市場取向,堅持了勞動制度改革方向,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充分考慮了勞動關系和勞動標準的現狀。《勞動法》是我國勞動關系領域的一座里程碑。

  首先,它促進了勞動關系法制化。《勞動法》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調整市場化勞動關系、規范勞動行為的基本法律,它的頒布使勞動關系納入了法制化軌道,《勞動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用人單位、勞動者、工會組織等主體在勞動關系中各自的權利和義務。

  其次,它推動了勞動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勞動法》確立的勞動關系的改革方向、基本制度、基本原則為隨后的勞動立法確立了基本框架。20年來,《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等一系列適應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需要的配套法律陸續頒布實施,國務院也先后制定頒布了《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失業保險條例》《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工傷保險條例》等配套行政法規,以《勞動法》為主體、多層級的勞動法律法規為補充的勞動法律制度,已經建立并逐步完善,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它推進了我國勞動制度改革。20年來,我國就業基本實現了“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既定方針,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形勢持續穩定,質量不斷提高;勞動合同制度得到普遍推行,逐步成為建立勞動關系、確定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基礎性制度;工資集體協商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重要手段,協商覆蓋面不斷擴大,最低工資逐步提高,職工收入穩步增長;社會保險制度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社保統籌層次逐步提升,覆蓋面和保障水平不斷提高。

  第四,它維護和發展了勞動者權益。《勞動法》通過確立有關工時、休息、休假等方面的勞動標準,保障了職工基本權利,深得廣大職工的擁護。“可以說,《勞動法》的誕生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它結束了中國勞動關系調整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

 來源:勞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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